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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夜望繁星 灿然似见君

时间:2019-04-15 18:19 点击:
1985年3月,我迁居小海地,临近劳荣的住所,顿生慕名采访的念头。老人家平易近人,听闻我的要求便欣然接受。在其子女的陪同下,我曾4次访问劳荣,就其一生的经历和走过的文学道路,作了回顾。 身世与名字 劳荣一生用过17个名字,每个名字都有着特殊的意义

  1985年3月,我迁居小海地,临近劳荣的住所,顿生慕名采访的念头。老人家平易近人,听闻我的要求便欣然接受。在其子女的陪同下,我曾4次访问劳荣,就其一生的经历和走过的文学道路,作了回顾。

  身世与名字

  劳荣一生用过17个名字,每个名字都有着特殊的意义。他出生在上海五里桥,家境贫寒。父母怕他短命,取乳名关生,寓意是过继给关羽作义子,希望关老爷能保护他们的孩子。9岁时,劳荣到汤家浜念私塾因为学业好,深得先生赏识,给他起了学名叫李学多。

  当时,上海贫儿院可以半工半读,小学毕业还保送到工厂商店当学徒。这对劳荣的家境来说无疑于雪中送炭,于是他转到了这里读书。这所学校的教员,大都是师范毕业的优秀生或社会名流,教材使用文言《国文教课书》,同时开设了史地、算术、常识等课程。劳荣对历史、国文很感兴趣,考试成绩总是拔尖的。后来,学校又聘了一位龙门学院(今上海二师)高才生王晋双任国文教员。此人学识渊博,不仅能做诗填词为文,而且能讲国内外形势。在王晋双的指导下,劳荣的作文水平不断提高。老师让他把文言《世说新语》里的故事,用白话语言写出来,使他喜不自胜。借此机会,劳荣阅读了许多“五四”以来的文艺作品。另有一位潘姓的英语老师,除了授课,随时随地还用英语口语对话,为他日后学习世界语铺平了道路。老师嫌他的名字俗气,给他改名李桂春。后因此名与京剧名角重名,他便改名叫李桂村,以示区别。

  小学毕业后,年仅16岁的他被一家翻砂厂领去当学徒工,生活苦不堪言。除了每天起早贪黑的干活,劳荣还得伺候厂主一家子吃喝拉撒睡,稍不如意,非打即骂。爸妈心痛,母亲丁氏就把他领回家来,白干了3个月不给工钱,还倒退了饭钱。回到家里,劳荣就大病了一场。康复后,他又到一家礼品厂学徒,同时在黄炎培主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进修。社里有语文辅导班,他读到胡适的著作和翻译作品,从中获得了很多新知。他仿照胡适的名字,给自己改名李希,字希之。他在给《国民日报》《新闻报》副刊写稿,为职教社讲座和上海青年会举办的救亡爱国演讲作的记录,所出的单行本,均署名李希。

  1931年,劳荣去到南京首都电灯厂当了一名小职员,同年12月,他发表的译文《保加利亚的农民》《煤太多了》等文章,署名为劳蓥,意为像炼金那样锻冶自我。友人们认为“蓥”字不通俗,建议改为荣字。1935年,《生活知识》上发表了他的《基本汉字》,从这时他开始使用起“劳荣”这个名字。此后他发表的第一首诗《飞机场颂赞》、第一篇散文《屠场》、第一篇小说《高跟皮鞋的故事》都用了这个名字。   

  他还用过若干笔名。如黎希、黎唏紫,寓意黎明的曙光驱散雾霭,阳光普照大地。在天津《大公报》、北平《现代知识》等报刊发表文章用的则是李守先、李念慈、丁望萱。这是因为上海“八一三”事变,日寇炮轰了他的家乡,祖母、父母、伯母惨遭炸死,用这三个名字,以表怀念之情。此外,他与世界语同志通信时,曾用"Takin"签名,中文是唐晴。

  新中国成立以后,他在《天津日报》工作的11年里,正式用名叫赵彤,寓意阳光照耀着天津红彤彤。

  中国世界语运动先驱的情谊

  1949年初,劳荣在天津日报社,接到天津《进步日报》主持笔政的杨刚给他打来的电话,说王任叔是1948年从香港去的解放区,现在北京亚非研究所工作,望去北京叙旧。得此消息,他漫卷诗书喜欲狂,迫不及待地赶往北京,与阔别11年的老友相会。他把解放前后发表的诗作,编成小册子,请王任叔作序,序中期望劳荣“数着过去的脚印,以此出发,迎接全国的解放,为着中国无产阶级的伟大事业而歌唱”。

  1950年,王任叔出任印尼大使前夕,给劳荣寄来一大包稿件,大都是劳荣当初在《苏联文学连丛》《时事类编》等刊物上发表的译文,他如获至宝,1951年他以《枞林的喧嘈》为书名出了集子。他十分珍惜与王任叔的友情,把王任叔1950年给他写的信当作座右铭:“历史是人民创造的,个人历史是自己创造的。如果逸出人民创造的历史轨迹,那就是出轨颠覆,就是跟不上,或落荒逃跑了;决不背叛人民事业,哪怕站在黑暗的一角,谁也看不到,也要为人民呐喊一二声,直至老死。”

  回首1932年5月1日,劳荣在南京首都电灯厂工作期间,他结识了比他年长十岁的王任叔,一起创办起南京世界语协会,并出版《绿风》会刊。有不少共产党员加入了协会,他是协会五个执委之一(其他四人是王任叔、瞿白音、蒋树强和洪启尧),其中协会的“流动读书会”是由共产党人领导的。读的是李达翻译的苏联《政治经济学教程》,听的是王任叔作的形势报告。他第一次听到了“资本”“剩余价值”“生产生活资料”“剥削与被剥削”等名词的含义。这仿佛在他眼前打开了另一世界的神秘大门,王任叔则成为他一生崇拜和尊敬的忘年交。

  王任叔被“四人帮”迫害致死后,劳荣怀着悲痛心情写下了《悼念王任叔同志》的长篇纪念文章,回忆了两人在1935年的亲密交往。那年,他们先后从南京回到上海以后,王任叔从事笔耕已经成为名作家,创办了《人间十日》刊物;劳荣则在南郊龙华镇小学当了代课教员。龙华是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革命志士的地方,每当听到夜半枪声,他总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怒,迸发起以笔做刀枪的力量。他最初写的《我的故乡》《飞机场颂赞》两首诗,经王任叔指点后,发表在《人间十日》上,“远空中有冷峻的枪声,黑夜正茫茫”揭露了社会的黑暗,号召人民“冲破那些吸血者的高墙”“伸开你铁棒样的臂膀,再搅起黄浦江的巨浪”“击死那些黑暗中的魔王”。接着又写了小说《高跟皮鞋的故事》,由王任叔推荐到欧阳山办的《小说家》上发表,他把王任叔尊为自己走上文学之路的启蒙老师。为了扩大影响,又从世界语《捷克斯洛伐克文选》里翻译了三首捷克诗人的诗,也经王任叔修改发在《文学》杂志上。他评介自己是“强读诗书农家子,闯入文坛野草花”,抗日战争爆发后,他又和王任叔一道,参加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宣传部的工作。

  上海沦陷成为“孤岛”后,“文救会”转入地下,王任叔坚持斗争了四年,离沪前往新加坡,同在那里主编《南洋商报》的世界语同志胡愈之会师,劳荣则北上天津。

  在《华北明星报》当校对

  1938年2月,劳荣扮成商人模样,从上海乘船到达天津塘沽,在日伪把持的新港上岸,与其他商人结伴进入天津市区谋生。不到半年,海上交通被日军封锁。回不了上海,劳荣困居在英租界里。租界有两家英文报:《京津泰晤士报》和《华北明星报》,他依仗自己有英文底子,又买了本《英文读报读隅》,抱着《英汉大辞典》一段一段啃读这两份报上的新闻,三个月竟达到了自由阅读的水平。这两份报纸让劳荣了解了很多国际形势和动态,他说:“仿佛在监牢的小窗一口,看到了广袤自然界的一角。”他洞察出《京津泰晤士报》以路透社电讯为主,官方立场明显,而《华北明星报》是美国人经营的商办报,以发美联社、合众社电讯为主,它们都不敢有反日倾向,对德意日轴心国也不敢发表评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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